假想敌是北宋丧权辱国的根源

(被掳的徽钦二帝）

假想敌既然是假想的，自然不应该是敌人。

但宋太祖因陈桥兵变起家，对前朝让自己有可乘之机的失误，不可能再犯到自己的头上，所以，他对军事的权力极为敏感。

黄袍加身后，他首先改革的便是军队与掌管权力的官僚，他知道能与皇室相对抗的是藩镇，他们既有其地，也有其人民，复有其兵甲，还有其财赋，他们掌握和控制了各个地方的权力，所以他首先要夺其兵权，再夺其财赋。他把各州郡长官的任期改为三年一换，并设通判与各州郡长官相互制衡；其次是制衡其钱谷，以前，以留州、留使等名目的财富统一截留收归中央，让中央掌管与分配；三是收其精兵，把全国各地所有有才能技艺者，皆收归禁军管制，聚之京师，以备宿卫。京师设三帅，掌管重兵，又设枢密使，掌管兵权，让天下之兵本于枢密，有发兵之权，但无握兵之重，京畿三帅，有握兵之重，却无发兵之权，让调动权与统兵权各自相互独立，而又互相牵制，这极大地有利于皇权的控制。

太祖认为：可以为百代之利者，唯有养兵。所以他将兵将分离，利用更戍法，将屯驻在京畿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，或移屯就粮，定期更换，导至兵无常帅，将无常兵，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全国军队一半驻守京畿，一半戍守全国各地。太宗认为：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，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，唯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畏也。因此他把假想敌放在国内，边防反于次之。他对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，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措施与政策，因为，他们自己的皇权就是因陈桥兵变的内患来的，而这种内患，才真正是他所想的假想敌，这种假想敌也才真正的令他深以为忧，把假想敌拿到高度的政治前面来防备，这是前朝从来都没有过的。

他对官僚制度与机构，也与军队一样，极力分化宰相的权力，削弱相权，军队归枢密院，财政归三司使，宰相仅管民政。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，都极具他的时代特点，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。这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，造成统一的政治局面，为经济、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但是，由于防弊之政，作为立国之法，这些强制中央集权的政策与措施，却转化成了它的对立面：冗兵、冗官、冗费，一年年的下来，竟尔与日俱增，终于使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局面。 

宋太祖选练禁军，开宝（968-976）时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，厢军十八五千人，到仁宗因对西夏用兵，和加强对内镇压，各路广募兵士，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，至皇祐元年，高达一百四十多万，为宋代的最高数字，军费开支，竟达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之七八。

因对军队的高度集权，兵不知其将，将不知其兵，到高宗对辽和议后，兵士缺少训练，不识战阵，习于骄惰，禁军领取粮饷，竟要雇人挑运，陕西沿边骑兵不能披甲上阵，南方调来的禁军，自称不会打仗，真的是“卒骄将惰，粮匮器朽”，将领不是“绮纨少年，便是罢职老校”，一旦边关有警，士兵“手不能安弦，目不能辨帜”，加上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后将频繁更换，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，导致指挥失灵以至屡战屡败，大好山河屡战屡丢，假想敌所造成的一味挨打的局面，自此不可一发。

官僚机构的庞大，则来源于恩荫（任子孙）、科举、进纳、军功、胥吏出职等途径，入仕者不断增加，文武官由真宗时的九千七百多人，到英宗时增至二万四千多人，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、使臣、和守选人在内，正官之外，等候差遣的空缺人员多到不计其数，真的是一官出缺，十人竞逐，纡朱满路，袭紫成林。

因冗兵冗官，纳税人便相对的少了，加上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，使得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，宋真宋天禧五年（1021）全国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，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，到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全国收入减至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，而当年的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，非常支出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，当年赤字一千五百万余。以后年年亏空，以致百年之积，惟存空簿，财政危机竟尔日益加深。

兵弱官庸，大宋王朝安得不衰？

后来虽有王安石变法维新，阶级矛盾与经济的压力有所减缓，但挡不住利益集团的打击，举十五年维新之艰，仅一年便被推翻个干干净净，夕阳刚刚洒了点金色的余辉，便被狂风暴雨洗刷无余，使大宋王朝重返政治与财政危机的深渊。

在假想敌的情况下，最终导致弱兵弱员，阶级矛盾日益恶化，在金朝不断的侵略下，只好一味的丧权辱国，终至放弃北方的大好河山，弄得宋钦宗只好求降拜表，最后徽、钦二帝，满宫嫔妃，皇子皇孙，宗室贵戚，宫中上万娇儿玉质，满宫财富尽被金兵掳掠而去。

(被掳的北宋后宫嫔妃）

这一假想敌，终至让北宋一味挨打、丧权辱国，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，后人若再效仿，能与北宋无异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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